作為同時期的作品，《過年》具有絲毫不遜於李安“父親三部曲”的電影品質。如果說後者主要著眼於東西方的文化差異，本片的亮點則是以接近三一律的群戲形式，對中國的諸種代際和夫妻之間的典型家庭生活狀態進行了全面歸納和深度開掘。與李安著力建構文化之“常”不同，本片試圖表現市場化改革萌芽時期中國傳統的血緣家庭（“一家人”）之解體，及向以核心家庭（“六家人”）為主體的社會的轉變。這種“變”尤以二老對二女婿的態度轉變為典例，這位脫離體制單幹、“憑力氣吃飯”的包工頭（個體戶），是影片設定的幾乎唯一的“正面角色”，而影片對依附於體制的文化幹部、知識份子和對體制不滿（因子承父業的接班指標被走出鄉村的二兒子“浪費”，就仿佛理所應當地無所事事）的待業青年，則都持或多或少的批判態度，這也是90年代初期社會無意識的一個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