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病則憂懼，憂懼則鬼出。當然伯格曼肯定是不會拍成一驚一乍的鬼片，依舊是對于人的“無限心”的深究。從影片人物之間的復雜關系和精神動態便可看出伯格曼對于人的心理分析以及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的處理是那么的泰然自若卻又一針見血。這就是為什么許多導演在塑造人物上是那么的單薄、乏力。因為他們只有對于人物的空洞的想象，認為頭腦中的感性可以順理成章的成為熒幕上的理性，所以出來的的結果往往是不知所謂的自我感動。當然該片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時代背景，那就是動蕩的戰爭年代對于人生存空間的擠壓，從而導致人心理漸變和異化，這也是人物能夠在該影片立住腳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