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無涉生生死死的徐崢部分，也顯然帶來了最好的觀感。其原因除卻徐崢的導演技術同演技，以及一以貫之的對上海弄堂“小男人”的關注和著墨，更重要的是當代大部分觀眾更容易認同徐崢拍攝的時段及所傳達的價值。而相比之下，我們還很難找到重新講述戰爭與革命時代中國經驗的新鮮邏輯和手段，即便是在國人已對那套“大時代”的舊話語感到極度疏遠、拒斥乃至質疑的情況下。但正如廣告從有政治風險的破冰事物，到今天已為人們習以為常以至甚為反感；早早買房“上車”者從人人豔羨的對象，到今天常被視為阻礙城市社會階層流動的既得利益者，觀眾對這套對市場化加以歌頌的話語邏輯，可能也會經歷一個從樂見到厭倦再到批判的過程（參見不少知乎網友對徐崢部分的通俗政治經濟學批判）。屆時，徐崢的故事恐怕也需要找尋新的講述方式。2021年10月12日於太古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