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蘇雷曼將自己的許多親身經歷用喜劇化的手段融入了這部電影中，在巴勒斯坦、巴黎和紐約，他想為自己的電影找到投資，但卻不經意間感受到這個世界隔絕與冷漠、偏見與疏離，鄰居是如何定義的角色？他們介入我們的生活是否一種入侵？還是久居墻內早已失去了對他者的信任？我們下意識地躲閃，對于陌生的文化排擠，在巴勒斯坦，宗教的固執與最后年輕人的跳舞，寄托了蘇雷曼對巴勒斯坦人身份解放的希望，而巴黎呢？在外籍勞工眼中它是權威，在游客眼中是美麗，在巴黎人眼中是矜持與審慎，搶椅子那幕真是諷刺了這種虛偽的高傲，紐約呢？是美國的所謂多元價值下的厚此薄彼，美國的兩種面孔，在這里，巴勒斯坦遠不是政治正確的代名詞，而是被壓制打壓的對象，就如蓋爾的客串，美國人的自由只不過是以他們的價值包裹下的理解，這個世界似乎仍然被大海所隔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