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價值中空、意義缺失的當下，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敘事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意義生產機制。相比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民族虛無主義，本片在材料上有所打開。但它無疑也在造成一種新遮蔽，即剪除了二十世紀共運的國際主義面向和創造新可能過程中的經驗教訓。不能直面這些，便只是另一種非此即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