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誕在于人與世界的分離。沒有意義要求人們行動、介入、改變，就像加繆的卡利古拉。但是行動和介入能帶來的也許不是世界的改變，而是自我反思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在一種事后反思以前，與美-善建立聯系。現象學，以及現象學的藝術關切性，它們的重要性也許就在這里，即便它可能重新走向形而上學，但那已經不是一種“教義”的形而上學。也許正是蘇格拉底本人當初最關心的東西。但我們只能借助柏拉圖主義，嘗試著抵達蘇格拉底。最后，誰是加繆，永遠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