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戲中戲的編排，還是“罷工”“抗戰”“孤島”等諸多符號意味濃厚的關鍵詞，亦或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周的時間序列敘事與所謂“上海之死”的隱喻，以及那本歌德原版、尼采題詞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都被簡單淪為所謂懸疑、諜戰與套路式戲劇張力的類型化元素的一部分，看似噱頭滿滿，實則其能指跟所指之間充滿斷裂。以至于婁燁最為擅長的展現個體豐富、多元的深沉情感的特點，已經在上述工具化的敘事元素之中，沉隱不見。一位最具獨立作者意識的導演，在院線化的電影生產機制之中，陷入如此尷尬境地，實在要讓人追問究竟是誰之過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