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究還是用了一種更能為大眾所接受的主流方式去寫劇作，因此在真實性上略打了些折扣，整體故事也更偏理想主義色彩。高低高的情節編排，北漂青年打拼成為調查記者——記者追求真實的職業本能與主角個人人道主義憐憫之心的激烈沖突——主角堅守初心最終為弱勢者成功發聲。故事雖然是令人振奮的，但起到的卻是讓你對現實更加失望的反作用——片中兩位主角所屬的那個群體已經消失了，乙肝歧視沒有了但更多的歧視依舊存在且失去了吶喊的渠道，對傳染病的認識依舊愚昧可笑，最好的仍未到來，最好的也許終也不會到來。賈樟柯對于影片的整體定調把握是相當重要的，一直擔心這會變成一個藥神那樣的片子，但賈把他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的觀察不動聲色的融入到了片中，讓片子整體厚實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