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被《小孩與鷹》吸引過來的人，驚訝于肯·洛奇的多重面孔，他固有的抒情性和對青少年心理的關注，如何與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道義感相得益彰，也許就藝術而言，重要的不在于他在底層勞工議題中所處的立場，也不是他所拍攝的題材，而在于影片的敘事多大程度能夠把工人的生活重新有機、總體、全局地組織起來，肯·洛奇從《我是布萊克》到《對不起》一直在進行這樣的嘗試，看護和送快遞都是與異質性的社會空間打交道的職業，在這種繁忙、機械、輾轉的勞作中，洛奇展現了工人家庭的生活如何被其“職業”所粉碎、綁架和撕裂，以至于他們的親情和愛，他們對孩子的無私的投入，也帶上了劣質、殘次品的味道，洛奇對德西卡和彭泰科沃的新現實主義的當代延續本身就是一件創舉，電影的方法性在于，某種看似本質性的道德水準、家庭危機，都是壓榨剩余勞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