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陽》2.0。在此大膽否認詩歌的時宜性。首先借第三方之口所述“詩歌消亡”，從主觀上質疑寫詩的必要，再經由角色之口控訴旁人的褻瀆——這種“褻瀆”不僅是外顯的說辭，更表現在明哲保身的態度和行為（多方承當）上，現實的殘酷在于過分“世俗”，而詩歌總是高于生活。其次，在感覺（感情）逐漸麻木后如何保持對詩歌的敏感，李滄東用“消失”（聯系《燃燒》）再次巧妙規避話題的正面回應（“我只能感受到事物本身”），“忘記”在這里成為關鍵，即面對結尾的空房間河流等眾多疊加意象，觀眾的選擇性解讀不過局限的自由——不管以什么角度闡釋，都將得到同樣的結果，如性如假花，這也便不是“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