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津只是預感到家庭和地域社會逐漸崩潰之中，認真地摸索了這樣一個命題，即：人對于親切地相互依賴的世界已不存在幻想之后，是否能通過徹底地為職業這種屬于公共事業服務求得安身立命呢？小津的結論是：那是可能的、高尚的。因而拍攝了作為國策電影也無可非難的影片。然而這部作品真正感人之處不在于這種公認的道德，而正是在于作者越追求那一命題，越浮現出父與子幾乎同戀人幽會般的重逢，以及極其短暫的共同生活的甘美。這里小津所描寫的是：希望骨肉相依，不過應有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