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人總是對書信傳情的時代飽含懷舊的鄉愁，他們哀嘆即時通訊技術除了帶來巨大的便利，也造成情感世界的崩解與萎縮。但事實上，書信之所以在特定時期成為情感交流的載體，恰恰在于其是普通人可以日常負擔的通訊手段中最為“快捷”的一種。因而與其說書寫情感與書信在形式上相得益彰，不如說恰恰是為了突破書信媒介的重重限制，情感才產生了如此豐富的表達維度。在影片中，角色多次直視攝影機說話，或許是為了展現書信傳情中一對一的私密屬性，但同時也透露出一個可以全權表達自我的主體位置，而如果說如今我們已然難覓類似的情感結構，與其說是因為媒介的沒落，不如說是表達與探索自我的能力/動力的喪失。“擬憑尺素寄愁邊，愁多書屢易，雙淚落燈前”，情先動于中，而后形于言（或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