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作為符號，成了階級鴻溝。女主不斷掩蓋自己文盲的事實，是為了滿足意識形態賦予底層對上層階級的想象。當想象生效，上層階級作為一種成功典范，被抬到了不可侵犯的地步，自己也變得沾沾自喜。即使上層在女主眼皮底下，討論質疑她也是被允許的。當想象被戳破，女主被趕出家門也是意料之中了。上層階級用與《寄生蟲》相同的偽善面孔示人，底層也只能用買太陽鏡這樣的拙略演技配合演出。于佩爾飾演的郵局職員則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象征，帶領著女主這樣的被壓迫底層進行反攻。結尾處突然的暴力呈現，更像是一場早有預謀的革命終于找到合適契機。宗教作為上層階級的幫兇最終解決了這個反抗的知識分子，但夏布洛爾將希望寄托在了以自由身活下去的底層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