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精疲力盡》，本片的敘事線索似乎更加難以捉摸，人物之間以及人物自身的游離狀態愈發絕對地被凸顯出來。正如男主角被不同對象分別使用的兩個名字，指稱的雙重性似乎寓意著以他為代表的現代個體所特有的雙重存在——歸附與背叛、殺戮與拯救、破壞與建構、生存與死亡、信念與無望......面對此般遭際的生活，一個人要么犬儒地接受，要么有為地反抗，要么就像皮埃爾那樣擺出一副“狂人”姿態——既無所謂和解，也無所謂斗爭，而是把一切混沌旁落于低處即可。戈達爾塑造了這樣一種反英雄的“現代英雄”，即，只有從自身性出發的自為行動才能定義存在性。至于電影的表現形式，除了波普式的畫幅色調等對現代藝術的戲謔性互文之外，亦可以明顯感到戈達爾的兩條相互交織的創作邏輯：現代的自律意識與后現代的自反意識，二者一道構成他的作者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