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既往地用諜戰外殼承載經典敘事符碼和資產階級價值觀，延續《辣手摧花》、《火車怪客》中的二元關系及其變化：兩對夫婦呈鏡像關系、小孩是流轉客體。希區柯克在這部電影里進一步探索了聲音作為客體在敘事中的作用：刺殺者試圖以歌劇最后敲響起的銅鈸聲掩蓋槍聲、母親唱起que sera sera想要找到并拯救兒子——前者是用對聲音的忽視達到凝視的延遲，后者是聲音對于單方面凝視的補足。同時也從這部電影開始，希區柯克在懸疑之中加入了主角在破解謎團時的失誤（如同《電話謀殺案》中提到的不存在完美的犯罪）：史都華誤認了綁匪。此時這位無辜的所謂的跟蹤者成為被跟蹤者，某種意義上這映射了銀幕/鏡像與觀者的關系——我們看到的是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