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機裝置一方面以菲勒斯的外化形態入侵女性身體，即時獵取性快感與瀕死恐懼交織的圖像，另一方面以自身媒介屬性將私人-公共領域實現鏈接。而film作為斯蒂格勒所說的某種容器，以意識副本的形式將恐懼臨場化。而借助媒介的公共性的兒童實驗，帕爾馬在30年后的《危情羔羊》中進行了另一種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