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是對革命的諷刺，倒不如說是用解構的方式表現對天真革命者的嘲弄，尤其是浸潤過后結構主義思潮的那批知識分子和學生。這一點體現在戈達爾將革命者和“演員”畫上等號，這不僅僅是電影劇情，他也讓攝影機和電影工作人員出現，最大破壞了故事的連續性。想斯皮瓦克那一篇《屬下階級能說話嗎？》，他里面批評法國知識分子浪漫化了文化大革命，片面地呼喚接合“勞工斗爭”的心態，實際上推脫了責任，因為這種論調無法處理全球性資本主義—忽略了國際分工的問題; 忽略在中心、民族國家意識形態裡的勞工與失業者主體構成的問題; 忽略了在邊陲地帶的大量前資本主義勞工，忽略農業異質的結構地位等等，如果沒有人觸碰到這些問題，只是喊幾個大詞兒口號、用毫無意義的恐怖主義活動，實際上都構成了一種忽略，背后都暗含重建社會資本的合法性主體的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