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長的歷史跨度精簡至電影時，并非是以單個時間段內完整事件的標準敘述為序，更多的是省略起因結果等過程的情緒性呈現，是將動蕩個人生命史中，因希臘轉折而帶來的悲傷經歷直接累積而起的構建方式。這在深刻呈現悲傷的同時，也帶來了堆積苦難的剝削性批評。使用同樣方式的《流浪藝人》有著舞臺戲劇的標記點，進而可以透過這窺探歷史的震蕩，而這部轉至家庭經歷中時，群體至個人的悲慘承受就避免不了一種沉溺式的表達了——我們難以深入人物卻感受其悲苦的工具論評判，個體已趨向承受的符號了。但鏡頭設計的宏大舒緩沖淡了在以人喻國中刻意的經歷安排，對情感體驗的直接對準在完整且極長的長鏡內被緩緩的鋪墊而出，最終產生極震撼的情感體驗，這既有安哲標準性的群體大場景，也有私人式的創傷呈現，但無論如何都以人類共通的情感機制體會了那份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