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很明顯是要回答《一個國家的誕生》中提出但未予詳盡解答的問題（其片尾出現的山上的城已明示了立國精神），有了屬于它的國民，“美國”這個國家，往何處去？誠然，這個多種族國家的分隔與敵視將普遍而長期地存在，‘tolerance’卻可以激發這社會的活力，此乃格里菲斯的構想。看似幼稚簡單，卻成了關乎國運的預言：確保人人都可追求“美國理想”的消除不平等的進步運動，使‘美國’這一新生的國家短短五十年間一躍成為世界舞臺的主角，這恐怕在格里菲斯隨著內戰結束出生長大這一代人的預想之外。自在地穿梭于四段歷史的手法和敘事功夫讓人嘆服，受《卡比利亞》影響但有一種極為大氣磅礴的歷史視野。格里菲斯定義了美國電影的調性，也用電影定義了“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