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問題核心在于，“只是一個耳光？至于嗎？” 事實上，家庭關系中偷換概念、以大掩小的霸權行為確實不在少數，父權制習慣于定義女性身份、女性義務、女性勞動準則甚至生存時間，似乎足夠細化就足夠容易掌控。然而家庭的行為卻不斷泛化，變成了偽道德感的附庸。在女性世界中，家庭是大事，個人是小事，鮮明的等級制度將女人與家庭二元對立，很顯然，當“她”想出走時，對抗的遠不止一個男人，是整個家庭、家族、社群、社會的大他者。事件發生后，丈夫的身份可以完全置身事外對妻子講道理，以惺惺作態的理性為自己占據道德的制高點，談論偽事實，重新掌控話語規則的主導地位，婚姻對這位丈夫來說始終是政治性的戰場。讓我們再回到這個問題，一個耳光至于嗎？那不是耳光，是人類自我允許生成的罪惡，是一方輕而易舉抬手卻壓倒一切生存平等的五指山